大学生做新闻采访的实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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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单位：广东南方电视台经济频道新闻采访部
实习时间：2005.07.10～2005.08.20
工作内容：协助记者进行联系、采访、拍摄、写稿、编辑等一系列新闻实操工作，并跟随记者到罗定市拍摄城市宣传片

实习报告

贯穿整一个实习过程并且暗自潜藏在意识深处的，似乎是一种无法遣散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并非来自可触摸的失败经历，而是来自实际表现与自我期许的反差；如另一位实习的同窗所言：从理想回归到现实，想到自己的将来，不禁心乱如麻。
上述这种说法似乎有些打击士气的嫌疑，而且对学院的付出和期望亦是一种不忠，但是这的确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的观感。实习到中段的时候，王军老师来犒慰我们这些在南方电视台饱受就餐之苦的同志们，饭桌上逐一汇报自己的工作和收获。我说，在这么多实习故事之外，我并没有经历什么不平凡之处，我甚至没有一个自己的独立作品；而电视媒体的运作方式和视像新闻的操作方式也使我产生了疑惑——我将来是否该从事这一行业，抑或应该去平面媒体和广播媒体谋求立足之地？当然，我可以找出很多现实中的很多限制因素来说明我为什么没有独立的作品，比如说电视台里有规定实习生不能操作机器而他们参与报道的新闻也不能附上他们的署名，但是，我必须承认，这更多是有关我的性情，其次则是能力和态度。
在我们正式报到之前，广州大学和复旦大学实习生已经来回穿梭于办公室间，或是手拿资料文件匆匆赶稿，或是跟随记者外出一线。频道的黄副总监带着商量的口吻对我们训导说：你们是来做贡献的，不仅仅是来学习的，你们的付出就是你们的学费。之后采访部的杨副监制则在复旦的实习生面前说：汕大的师兄们操作方面已经没有问题了，以后你们多跟他们学习学习。这句话让我们暗自欢喜了一阵，但是不足以成为我放下担心的理由。在此后若干次的采访拍摄中，某摄像师看着在一旁将脚架挪来搬去的我，说：你过来，将这张文件上拍下来，我要的这些、这些、还有这些字眼的特写。我顿时一阵紧张，手忙脚乱地将那笨重的机器切到脚架上，调白、对焦、构图，忙活了好一阵，该摄像问：你以前用过这机器么？我面无表情地答道：没有，我们以前都是用小机的。他用手一挥，“行了，走开，我来吧。”我更加忐忑不安了，心想我刚才回应他时的那个表情一定让他很不高兴，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来自父母的遗传常常让我在紧张的时候就变得脸色很难看，而此后的几次临阵被撤也没能让我省悟过来——无论你天生的表情是怎么样的都好，面对你的老师的时候，都要尽量给出一个淡定的笑容来；又或者，你为什么不干脆对他说：老师，不好意思，可以多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曾经在我的实习申请上写下了我的缺点和劣势，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反应很慢。我承认这是一个可以逐渐得到改进的缺陷，但是，在分秒必争的新闻现场，我怎么能够以这样的理由在记者面前应付我的工作呢？有一次跟随一个跑政法线的记者去采访一条关于汽车诈骗案的新闻，在采访受害者的时候，由于来的媒体记者众多，受害人被围成一团，摄像记者则肩扛摄像机推着挤着在拍摄。意外的是该受害人讲得声泪俱下，将受骗过程的细节一一道来，摄像记者们则脸色惨淡，肩头酸痛双手发软。我站在外围插不进去，完了我们的女记者出来破口大骂：你怎么搞的？人家摄像在里面扛了半个钟头都不止，你却在外面闲着！别忘了你是来干什么的，你是来扛脚架的！我无言以对，照样是脸色苍白，极其不讨人喜欢。过了几秒钟，我终于鼓起勇气对摄像记者道歉说“是我的错是我的错”，但是，此事却让我再次认识到，这是一个不打无准备之战的战场，没有人会听你的解释，甚至道歉都没有用，因为错过了现场就永远不可以再挽回。
这是我的第一次实习。在我未实习之前，则因为课程的缘故胆大妄为地设计过实习的报纸专刊，并且在上面发表“学而实习之”的“大论”。但是真正实习的感觉却远非如纸上谈兵那样简单。南方电视台是一个省级台，机构精简，也没有兄弟台那样的众多冗员，因此在我们新闻部的办公室里，整天可以看到记者们忙碌的身影。他们上班的时间并不太早，又异于我最初的想象；但是来到之后便立即着手找选题，联系外访，或者一有突发立即赶赴新闻现场。我们这群为数大概三十人的实习生们，则早早来到办公室，尤其是那些安静沉默的女生们，早早地便守在热线电话机旁，帮他们的老师“找料”。本地的电话并不多件，反倒是东莞等工业城市的来电占了绝大多数。我每每听到有关拖欠工资不给反打人之类的投诉，只能按照接听热线的常规程序，用“中立”的态度向他们表示我们会跟进此事，如果领导审批之后需要采访我们则会立即与之联络。但是实际的情况是除非发生重大的事故或者灾难，这些外地的新闻往往是得不到上镜的机会的，毕竟南方台是一个立足于本土化的媒体。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内心常常感到矛盾，既感到自己作为一个新闻人的责任重大，又感到自己并非是万能的救世主而无奈万分。类似的投诉每天听上几百个，耳朵渐渐地感到迷糊，而过后反省，才感慨作为一个新闻记者要保持恒久的良心和责任心是何等的艰难。
我所跟随的马记者也是汕大的毕业生，但我还是称呼他为老师而代之师兄。他跑的是交通线，火车站是常去的地方，据说那里的便衣警察和小偷都已经到了可以跟他打招呼的熟悉程度。身材短小的他在办公室里经常遭领导和同事的讹揄，他却总是以嘻嘻的笑脸相对，完全没有生气的迹象；但是到了编辑室里，如果看到摄像拍的东西不符合他的要求或者不够水准的时候，他便毫不顾忌地破口大骂，骂完了之后则会告诉我哪些镜头不能那样拍等等。写稿是我们实习生应尽的义务之一，但是我写的稿件却没有给他看过，只是直接就交给了总监，想想这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因为那样就失去了一个修改和进步的机会。
实习将近结束的时候，我和秀彬跟随频道的王副总监和“台里最杰出的摄像”单记者去罗定拍摄城市宣传片，在时事新闻操作之外了解了宣传片的拍摄和制作过程。我们两个作场记，兼作扛机器的伙计，而当地的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则尾随我们，看我们拍摄当地的建筑和民俗。每到一处，我们便受到上等的招待，而我和秀彬的实习生身份因为并没有得到“揭露”，所以也享受一样的礼遇，当地的领导甚至在工作的倒数第二天极力推荐我们去**沐足，走的时候亦给我们捎上大量的当地特产，只是有没有给红包我就不得而知了。颇为讽刺的一次是我们到当地的一个镇去拍蔡廷锴先生故居，而当地的宣传部门负责人则在餐桌上跟我们大谈进行正面宣传报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令陪同我们的市宣传部门领导很不好意思。在此前的采访拍摄中，我也遇见过类似的情况，或者说，见识到在现实中的新闻操作果然跟书上的颇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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